和月月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户生计韧性效应：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农户生计韧性进而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构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及其实际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农户整体生计韧性，并对其各构成维度——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均产生积极促进作用；（2）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显著增强效果。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高农户金融素养，促进了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粮食主销区、务农主导型以及高收入农户的生计韧性提升作用尤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户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内容以及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以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增强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对各类风险冲击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然而，传统金融服务因覆盖有限、门槛较高等因素，难以有效支持农户生计能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它依托数字技术突破地理与服务限制，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包容性，具有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并增强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户生计层面的作用路径，也为相关政策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农户生计韧性是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旨在揭示农户家庭在应对内外部冲击时所具备的维持、恢复乃至转型发展的核心能力。关于农户生计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与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概念与理论框架层面。生计韧性的思想源于生态学中的韧性理论。Hollin最早提出韧性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系统在受到干扰后维持核心功能的能力，随后Adger将其引入生计研究，强调生计韧性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抗冲击能力，还涉及社会、生态和政策环境的适应能力。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Speranza等学者建立的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具有广泛影响力，其核心在于将生计韧性解构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三大构成要素。Sina等人则从个体应对能力、主观福祉、社区社会-物理系统的稳健性以及生计资源可及性四个层面构建了不同的评价体系。另有研究尝试从生计质量、发展动力、供给保障及外部灾害压力等多个维度出发，对生计韧性进行系统性刻画。

　　测度方法与空间差异层面。由于理论框架的多元性，生计韧性的测度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常见的测度方法包括基于客观数据降维的因子分析法、能够处理复杂非线性关系的BP神经网络模型，以及结合主观判断的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有侧重，共同推动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大量研究揭示了农户生计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例如，刘嘉乐等基于山西平遥古城的案例研究指出，区域经济水平与社会网络的差异会直接导致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分化，这表明对生计韧性的考察必须置于特定的地理与社会经济背景之下。

　　影响因素层面。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农户生计韧性是一个受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主要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条件、政策支持及数字化发展等因素影响。人力资本决定了农户适应市场变化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而社会资本如亲友支持、合作社参与等可增强生计稳定性。经济条件方面，生计多样性和数字金融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政策支持及社会保障可缓解外部冲击，而数字技术与农业现代化则成为提升生计韧性的关键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深度融合的产物，近年来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其对农户经济福祉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其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创业就业与提升收入水平等路径展开。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效应在于显著改善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有效缓解了其面临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将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提供低门槛、便捷化的金融服务，有效改善了传统金融模式在农村地区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为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和发展机会。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改善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使金融服务更具普及性和便捷性，从而有效缓解了农户，特别是兼业农户的融资约束。此外，数字金融的普及有效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壁垒，使偏远地区的农户同样能够获得便捷的金融服务。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有效激发了农户的创业活力，并为其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并不局限于信贷，还涵盖了支付、理财、保险等多个方面。这种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生态为农户创业活动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便捷的支付系统保障了资金流转效率，灵活的信贷产品满足了初创期的资金需求，而数字保险则帮助管理了经营风险。正如黄倩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高效、灵活的资金支持模式显著降低了创业门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

　　第三，提升收入水平与优化收入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生计的最终体现。通过提供更加灵活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帮助农户有效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增加了收入来源。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提升融资效率，帮助农户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经营条件，从而促进收入增长。数字普惠金融还有助于优化农户的收入结构，促进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的融合，增加农户的多样化收入来源。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能够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金融可及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在农户生计韧性的理论构建与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方面已积累了丰富成果，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现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收入、创业、消费等单一因素的线性影响，而较少从“韧性”这一综合性的能力维度出发，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如何系统性地增强农户应对各类风险与冲击的根本性能力。因此，本文将从Speranza等学者提出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及学习能力”这一整合性框架出发，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农户生计韧性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净效应，深入剖析其内在作用机制，并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为数字金融政策赋能农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为深入的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服务获取门槛，进而从推动农村金融深化与强化农户生计保障两个维度，为提升农户生计韧性奠定基础。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以其灵活、低成本的服务特性，有效改善了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环境，为农户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拓宽了融资渠道。当面临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时，这种便捷的金融服务能够帮助农户迅速获取所需资金，从而增强其在风险冲击下的缓冲与应对能力。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农村，促进农户间金融配置的优化与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最终从整体上提升农户的生计保障水平，强化其生计韧性。

　　数字普惠金融的三大维度在增强农户生计韧性过程中分别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其中，金融覆盖广度主要关注数字金融服务覆盖的农户群体范围，涵盖更多农户的金融服务有助于提高其可获得性，进而增强农户的缓冲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用深度则反映了农户在日常生活中对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频率，深度使用使农户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应对能力；数字化程度是指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金融服务使农户能够更便捷地进行金融操作，降低融资成本和交易障碍，进而提升农户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维度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助力农户解决融资困境，进而增强其生计韧性。传统金融体系中，由于农户缺乏信用记录、抵押物或担保人，往往难以获得所需的金融支持。这种信贷限制使得农户在面临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时，无法及时获得资金来进行生产和生活调整，从而加剧了其生计脆弱性。传统金融机构的高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进一步限制了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户的融资机会，导致他们在应对经济挑战时的能力大打折扣。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更为便捷和灵活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了这些信贷限制。通过数字化渠道，农户能够使用手机等设备直接申请贷款，简化了贷款流程并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银行服务的地理壁垒，使农村地区的农户同样能够公平获得金融服务，从而降低了融资门槛。特别是在遭遇突发经济困难或自然灾害时，农户可以快速获得所需资金，增强了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覆盖和高效性提高了农户接触金融服务的频率，使更多原本因信贷约束而无法获得贷款的农户能够受益，能够有效缓解农户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升其生产、生活及应急应对能力。简化的贷款审批流程和透明的机制，使得农户可以更容易获得所需资金，进而增强了其生计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农户生计韧性。

　　金融素养对农户生计韧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数字金融环境下，农户是否能够理解、使用金融产品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直接影响其生计能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和信息流通平台，帮助农户提高金融知识、技能和意识。这些平台不仅传授金融基础知识，还介绍如何使用数字平台进行资金管理、理财和风险管理。通过这一过程，农户能够更好地理解金融产品的功能与风险，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不必要的财务风险。例如，了解如何管理贷款、进行保险规划、使用储蓄产品等，都能帮助农户提高其应对经济波动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数字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使农户能够更方便地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信息。农户不再依赖传统的银行网点，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直接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如、农业保险等，从而提高其在金融服务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便利性不仅增强了农户在金融服务中的参与度，也使得他们能够及时获得适应市场变化的工具，优化生产和消费决策。此外，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农户能够更好地管理财务风险，增强自我保护和发展能力。他们不仅能够有效地规划和利用现有资源，还能更加理性地做出投资和借贷决策，避免因盲目投资或过度负债而导致财务困境。这种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经济压力时能够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从而提高整体生计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素养提升农户生计韧性。

　　本研究整合使用了两种微观数据以构建分析样本。在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层面，采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4—2022），用以刻画县域层面数字金融服务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农户个体与家庭层面，数据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选取其中2018年、2020年和2022年三个调查年度的农村家庭数据。在完成CFPS数据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后，进一步剔除了非农业家庭、核心变量存在缺失以及存在明显异常值的观测样本，最终得到一个包含13619个有效农户的平衡面板数据集，作为后续实证分析的基础。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计韧性（见表1），缓冲能力是指农户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通过内部资源和能力的调配与使用，维持基本生计的能力，主要由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存款、健康状况、土地资产、住房价值和生产生活资料6个二级指标构成。自组织能力是指农户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够通过自身网络、社会关系和集体行动，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以维护或提升生计的能力，包括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邻里信任度4个二级指标。学习能力是指农户在生计活动中获取、吸收、应用新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提高生计应对能力的能力，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培训支出和互联网使用3个二级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主要包括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

　　为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内在路径，本文引入信贷约束与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具体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如下：

　　（1）信贷约束。借鉴斯丽娟的研究思路，本文利用CFPS问卷中“是否有过被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拒绝借款的经历”这一信息进行识别。若农户曾遭遇此类信贷排斥，则视其存在信贷约束，赋值为1，反之为0。

　　（2）金融素养。参照吴茜的衡量方法，选用“家庭是否持有股票、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作为代理指标。该行为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农户对现代金融工具的认知与运用意愿，故将持有此类产品的家庭视为具备一定金融素养，赋值为1，否则为0。

　　从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选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工作性质、政府补助等家庭特征变量。各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3的基准回归结果明确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研究假设H1得到有效验证。在未纳入控制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为0.110（在1%水平上显著）。随着个体与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列2至列7），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0.085至0.104的显著区间内。这一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存在独立于其他特征的正向影响，若不控制农户异质性，其贡献度可能被高估。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揭示了农户生计韧性的其他影响因素：年龄与生计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反映年长农户因健康与劳动力下降而应对冲击的能力较弱；男性户主、已婚状态则与生计韧性高度相关，体现了性别优势和家庭支持的作用；家庭规模和非农工作经历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资源和经济来源多元化有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相比之下，政府补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由于补助金额有限或农户对补助依赖性较低，未能有效转化为可持续生计能力。

　　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与调整样本范围进行再估计，两项检验结果（见表4）均有力地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正向促进效应是稳健的，并未受到严重内生性问题或特殊样本的干扰。

　　本文借鉴了吴茜的做法，采用区县所在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再估计。由表4列（2）可知，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有效识别因果关系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作用依然成立，假设H1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为排除特殊区域对整体结果的干扰，本文进行了改变样本范围的稳健性检验，即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由表4列（4）可知，剔除这些在经济水平、政策环境上具有特殊性的地区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且与控制变量的关系同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这充分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并非由少数发达地区所驱动，其结论在不同地理与经济环境下均具有良好的普适性。

　　表5的分维度检验结果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户生计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进而从指标构成的视角验证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维度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覆盖广度的回归系数最高，表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让更多农户“用得上”，是当前阶段提升其生计韧性最有效的路径；相比之下，使用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弱，提示在普及基础服务之后，引导农户 “深度用”“高效用”可能是未来政策发力的重点。总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整体上有效，其内部各维度也协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覆盖广度的基础性作用最为突出，假设H1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6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分别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三个维度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两个维度的影响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对自组织能力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不同维度之间的回归系数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各维度在农户生计韧性中的作用和提升难度有关。学习能力的回归系数最高，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学习能力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可能通过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和信息渠道，帮助农户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从而提高其学习能力。而对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的影响较小，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能力的提升除了依赖金融服务，还与农户的社会网络、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的稳健性，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户生计韧性提升中的作用的理解。

　　表7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户生计韧性的重要传导渠道，研究假设H2由此得以验证。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农户生计韧性存在直接促进效应，还能通过显著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间接增强其生计韧性。当同时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与信贷约束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由0.085略微下降至0.084，且信贷约束的系数显著为负，这符合部分中介效应的特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服务覆盖面、优化信贷流程，有效减轻了农户面临的融资限制，从而帮助其更从容地应对各类冲击，最终提升生计韧性。

　　表8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证实，金融素养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户生计韧性的另一重要传导路径，研究假设H3成立。具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直接促进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同时，还能够通过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间接增强其生计韧性。当模型中同时纳入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素养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由0.085下降至0.083，且金融素养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符合部分中介效应的统计特征。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更通过普及金融知识、增强农户对金融产品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帮助其更有效地进行资金配置和风险管理，从而系统性地提升生计韧性。

　　表9的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西部地区效应最强，东北地区次之，东中部地区相对较弱”的格局。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在四大区域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依次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这一梯度分布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用更为突出，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增强风险应对能力的作用尤为显著；另一方面，在数字金融普及较早、覆盖率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其提升效应已逐步进入平稳期。因此，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应重点加强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以实现区域间农户生计韧性的均衡提升。

　　表10的粮食产销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功能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作用强度依次为：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这一特征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果与区域市场化和风险暴露程度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主销区农户直接面对终端市场，价格波动频繁、风险较高，数字金融通过提供灵活的信贷、保险与市场信息服务，显著增强了其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因而效应最为突出。产销平衡区作为中间类型，其风险结构与服务需求介于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依然明显但略低于主销区。相比之下，主产区以基础农业生产为主，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自然风险高而市场风险较低，数字金融在服务覆盖、产品适配与农户数字素养等方面的不足，可能限制了其赋能效果的充分发挥。因此，应依据不同功能区农户的生计特征与风险类型，设计差异化、精准化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以全面提升各区域农户的生计韧性。

　　表11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生计类型异质性，对务农主导型农户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非农主导型农户。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两类农户在风险特征、收入结构与金融服务需求上的系统性差异。具体而言，务农主导型农户面临更强的生产周期性与自然风险，其生产活动对的及时性要求更高，对农业保险、季节性信贷等专业化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灵活的信贷支持、便捷的支付结算和适农保险产品，能够有效缓解其信贷约束，帮助平滑生产与收入波动，因而表现出更为突出的边际效用。相比之下，非农主导型农户以工资性收入和创业经营为主，收入来源相对多元且稳定性较高，其金融需求更多集中于消费平滑、创业融资和理财管理等方面。虽然数字普惠金融同样通过提升支付效率、提供创业信贷等方式为其提供支持，但由于这类农户本身风险暴露程度较低，且已有更多元的风险应对手段，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生计韧性的提升幅度相对有限。

　　以25%和75%分位数为界，将家庭总收入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个收入组。表11列（3）至列（5）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呈现随收入水平递增而增强的梯度特征，具体表现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这一异质性格局主要源于不同收入农户在资源禀赋与能力结构上的系统性差异。高收入农户通常具备更高的金融素养、更熟练的数字工具操作能力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资源网络，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实现资产配置优化与风险管理，从而显著增强其应对冲击的能力。中等收入群体虽具备一定的数字接入条件，但在金融产品选择与风险决策能力上存在一定局限，使其获益程度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低收入农户受限于认知水平、设备接入条件与社会资本不足，对数字金融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较弱，加之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导致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的程度最为有限。

　　本研究基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了包含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三个维度的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体系，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农户整体生计韧性，并从三个维度系统性地增强了农户应对风险的内生能力。在缓冲能力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产配置，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现金存款与固定资产积累，强化了其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与应急能力。在自组织能力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表现为人情往来支出的增加、交通通信频率的提升以及邻里信任水平的增强，从而构建了更为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协同应对机制。在学习能力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互联网的普及使用，激发了农户对教育培训的投入意愿，并间接提升了其获取信息、学习新知识与适应技术变迁的能力，为生计策略的动态调整与长期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与提升金融素养两条路径间接促进农户生计韧性提升。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农户遭受正规信贷排斥的概率，拓宽了其应对风险冲击时的融资渠道，从而增强了缓冲与恢复能力；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农户对现代金融工具的认知和使用意愿，优化了其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水平，进而系统性地提高了农户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第三，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在西部地区、粮食主销区、务农主导型及高收入农户中更为显著。这一差异格局反映出其作用效果受区域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生计类型与资源禀赋的调节。在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应更高；在市场风险突出的粮食主销区，其缓解波动的作用更为关键；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中，其对生产周期与自然风险的平滑功能尤为突出；而在高收入群体中，较高的金融素养与数字接入能力使其更能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形成“赋能增效”的良性循环。

　　第一，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并提高其可及性。鉴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建议政府加大对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应着力推动乡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服务的普及，确保农户能够平等享有便捷的金融服务。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的信贷约束，帮助其获得资金支持，增强生计韧性。

　　第二，推进农户金融素养与数字技能的提升，强化培训与教育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服务的普及，还需要农户具备相应的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因此，建议政府加强对农户的金融教育和数字技能培训，尤其是在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课程，提高农户对数字金融工具的认知与应用能力，帮助其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应对市场波动和外部风险。

　　第三，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内容，针对不同地区与生计类型提供差异化服务。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应在不同地区及农户生计类型中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政策制定者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的生计类型，设计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例如，在西部地区和粮食主销区，可通过提供更多的信贷、保险及支付服务，帮助农户应对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在务农主导型农户中，可以通过加强农业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提高其生产效率和市场适应能力。

　　第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缩小数字金融服务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建议加强区域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政府应推动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资源共享，促进技术、经验和政策的互通有无，确保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户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缩小区域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差距，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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